歷史沿革 古往今來 周氏蝦捲 像我們這邊連住宿的地方也沒有，也沒甚麼餐廳，過去是幾乎沒有觀光客會來的地方，但這幾年來越來越多人過來看熱鬧，也許我們之後會思考開個餐廳，是專門供應觀光客來吃辦桌的，也可以行銷我們的地方特產，像是花生糖、龍眼乾等。 2005年喬健教授在【中華飲食文化的小傳統：以高雄縣內門鄉「辦桌」行業為例】之演講當中引用人類學家Robert Redfield所提出的「大傳統」、「小傳統」之文化性概念，將內門辦桌與小傳統做了相當完整的詮釋。 答：臺灣光復後的廿年左右，約1965年，辦桌菜色便出現了生魚片，因為日本料理給人很高級的感覺，所以如果辦桌有生魚片，就會覺得很豐盛，主人會很有面子。 新樹 著，吳坤明 譯，〈關於宴席及菜餚之雜話〉，《臺灣慣習記事（中譯本）》，第二卷下，臺中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譯，民國 seventy six 年 2 月。 由於辦桌相當符合臺灣人喜愛「豪邁」、「大氣」的特性，將外燴、採購、運輸、租賃桌椅及餐具等相關行業結合的辦桌產業，也就應運而生，進而造就地方特色的辦桌文化。 目前全臺從事辦桌行業最密集的鄉鎮為高雄市內門區，全區一萬多人口中，就有超過150組人以當總舖師為業，幾乎每五戶就有一戶人家是靠外燴辦桌維生。 臺北市政府法務局及臺北市政府衛生局今（27）日召開聯合記者會，發布現行臺北市115家國際觀光飯店及餐飲服務業者，契約使用情形調查及輔導使用定型化契約範本。 陳志梧，《空間變遷的社會歷史分析：以日本殖民時期的宜蘭地景為個案》臺北：臺灣大學土木工程所博士論文，1988。 黃國禎，《文化政策、認同政治與地域實踐──以九○年代宜蘭為例》，台北：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98。 李素月，《文化治理與地域發展－－九０年代以降宜蘭的空間－－社會過程》，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，2002。 四面環山的高雄內門區，土質是高鹼性的白堊土，不利農耕，只有耐旱的刺竹能生存。 早年居民製作竹簍供給旗山蕉農包裝，1960年代以後因低成本的紙箱搶市，竹編產業衰微。 隨著產業西進，緊接著全球經濟放緩，中小企業客戶漸減，剩下大廠。 黃金年代的刻度，大約在陳水扁執政第三年止步，有老客戶連兩年沒請他辦尾牙，一問已經倒閉。 台南安南土城有3年一科的刈香傳統，「加丁師辦桌宴席」主廚蔡裕峰出生當地辦桌世家，在SARS前能接到1,000桌平安宴，SARS後縮水為600桌。 正午陽光照在高雄內門紫竹寺的廟埕上，這片時常演示內門著名宋江陣的廣場，現在豎著幾面嶄新旗幟廣告，上頭印著封肉、魚翅羹、八寶丸。 不遠處的大馬路，一座新搭設的布棚懸掛「桶仔雞、烤豬肉」布條，附註「筵席包辦」以及業者電話，棚內收著辦桌用的大圓桌與幾張塑膠凳。 全國第一國家級認證的外燴廚房，我們比您重視食品安全，一定要給您最高規格的餐點品質，平價享受美食，是我們一貫的忠旨。 著眼細節，呈現的是一份細膩，而這份細膩精巧地體現在細節，從小至刀工，大至菜色講究與餐具搭配，走在很前面的他，兼具固守傳統手路菜的美味，也新穎地勇於挑戰傳統。 從第二代阿公用牛車載著餐具，到第三代騎三輪車載著美耐品餐具，到施宗榮手中改以貨車運送餐具，施家班見證了時代縮影，而餐具的更迭，又是一個辦桌歷史翻頁的篇章。 施家班傳承邁入5代，業界口中的「施董」施宗榮不吝牽成，安定了員工人心，提升了服務品質，對於辦桌菜色要求更是不在話下，天時地利人和，造就今天施家班招牌的屹立不搖。 外燴 打從有記憶以來，父執輩沒日沒夜忙於辦桌的身影，深深烙印在他腦海，當有一天，這個棒子交到他手上，除堅守總鋪師舞台，他更花了15年歲月，孵化出「玄饌宴會館」，一個迥然於總鋪師的武場，新穎的場合成就了下一個世代對於喜宴辦桌的期待。 陳木城，〈從辦桌文化裡探索臺灣人的拚博精神──評[鄭宗弦]《一百面金牌》〉，《文訊》，2000，頁26-27。 賀欣，〈地方的興起與「政治雙軌」的淤塞--重讀費孝通的《鄉土重建》〉，《香港社會科學學報》，27，2004.春-夏 ，頁27-40。 辦桌要練就十八般武藝，氣候、場地等變因遠比餐廳複雜，每位總舖師都練就隨機應變的好功夫，但時代變遷和突如其來的疫情，讓總舖師陷入的不是失業、而是失傳的危機。 雖然台灣疫情控制得當，但他們嗅到的風向，是1,330家企業放無薪假，創史上新高，代表後疫情時代的衝擊才剛開始。 「921傷到（外燴）一點，SARS傷到一半以上，今年的疫情，可能讓辦桌成為沒落的產業，」嘉義市餐飲業職業工會祕書鍾月春感嘆。 到了清代，對渡海來臺開墾的移民而言，物質條件不如閩粵家鄉來得充裕，一旦有婚喪祭典，常是自家張羅酒菜，村落鄰里間會相互幫忙一起辦宴席。 富裕人家通常會有家廚或者是「灶下婦」 來協助家中女眷，如果是比較大型的宴飲或儀式，才會委託專業廚師（「廚子（司阜）」）到家裡或指定地點做菜。 因為總舖師所燒的菜中，蘊含著濃濃的人情，喚起了腦海中原本快要遺忘的記憶，所以，這些美好的記憶，就能用來療慰人們在現實生活中所受的傷。 朱亭佳、吳武忠、范世平，〈臺灣傳統辦桌產業發展之研究〉，《觀光旅遊研究學刊》，2006.10，頁77-96。 古來生當時的意思是，若沒有政府的刺激帶動，夕陽產業的辦桌文化恐怕要永遠沉睡。 但換個角度想，這次疫情何嘗不是隻土虱，讓業者遍體鱗傷，卻也可能是讓產業活過來的機會。 像薛孟輝這樣中小型、無店面，也未轉型網購的外燴業者，在這波疫情中受創最深。 政府的紓困方案，薛孟輝認為申請者有限，「因為部分業者沒有營利事業登記，第一關就過不了」；至於紓困貸款，很少和銀行借錢的師傅欠缺信用紀錄，未必能核貸。 薛孟輝48歲，是台灣辧桌一級戰區的內門鄉「總鋪世家」，73歲的父親薛清己，是辦桌文化演進的見證者。 尤其在以前物資缺乏年代，只要村里有辦桌，就是大家可以大魚大肉的日子。 所以說辦桌除了可以聯絡感情外，它還是體現鄰里間互助團結精神的工具，特別是那些封街舉行的上百桌喜宴，或是廟宇建醮的慶醮宴。 記得小時候每年中元祭後家家戶戶都會在家門前設宴款待親友，那種萬人空巷的熱鬧景象，決不會比我在國外參與過的大型晚宴遜色。 所以我喜歡辦桌，因為辦桌代表了共同的人情味還有社區鄰里熱鬧有趣的集體記憶。 蔡昇德，《「辦桌」行業的演變：高雄縣內門鄉總鋪師的研究》，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5。 「有次翻到我爸當年的工作日誌，整本年曆寫滿，一年辦2萬5,000桌，大日子一天10幾場，廚師凌晨出門，中午結束趕晚場，有沒有睡到4小時都不知道。」在慶典密集的農曆2、3月，以及年底嫁娶、尾牙集中的「大月」，可以出3,000桌，月營收達1,200萬元。 天亮後大水稍退，他繞回內門時已接近中午，基地台壞了，手機沒訊號，他怕客人苦等，一到家就衝到電話前，幸好市話還通，趕緊通知客人取消。 常有人形容餐廳是「文場」，辦桌是「武場」，總舖師的考驗不只在廚藝，而是不論強風暴雨、橋斷路崩，只要主家沒取消，都得使命必達、依場地應變的危機處理能力。 水腳若符合向工會投保薪資2.4萬元以下的條件，可領取每月1萬元、補助3個月，一次性發給的「自營作業者或無一定雇主之勞工生活補貼」。 3月25日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建議停辦室內100人以上、室外500人以上集會活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