臺北市政府法務局-新聞稿-饗宴契約 幸福滿分－臺北市查核訂席、外燴（辦桌）服務定型化契約 辦桌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北宋時期，當時有所謂的「四司六局筵會假賃」從事酒席的辦理，與現代的辦桌行業雷同。 臺灣的辦桌早在清朝統治時期就有，不過當時的型態是富有人家請廚師到家中料理筵席菜肴。 日治時代除了有酒樓業者承攬到府辦理筵席的業務外，農村地區開始出現目前概念中的辦桌活動，但尚未專業化，而是由擅長料理的村民幫忙，並提供自家的鍋、碗、瓢、盆、爐灶、材火和桌椅，由客人自己端菜上桌。 辦桌要練就十八般武藝，氣候、場地等變因遠比餐廳複雜，每位總舖師都練就隨機應變的好功夫，但時代變遷和突如其來的疫情，讓總舖師陷入的不是失業、而是失傳的危機。 雖然台灣疫情控制得當，但他們嗅到的風向，是1,330家企業放無薪假，創史上新高，代表後疫情時代的衝擊才剛開始。 外燴 「921傷到（外燴）一點，SARS傷到一半以上，今年的疫情，可能讓辦桌成為沒落的產業，」嘉義市餐飲業職業工會祕書鍾月春感嘆。 怎樣熱鬧都好，只要不出現一些兒童不宜又令人尷尬的歌舞表演就好。 還有過去每個人「共食」甚至是「搶食」的樂趣，也因高級飯店餐館的「分菜」服務，少掉了尋找佛跳牆裡鴿子蛋的喜悅。 雖然說過去辦桌的烹煮過程和用餐環境，按照我所學的餐飲管理角度來看，絕對無法符合HACCP(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條例)的要求，但是who cares? 不管社會如何變換，都市化的腳步走到哪裡，相信很多人都跟我有一樣的想法，宴席中剩餘菜湯再加入大白菜和蘿蔔所煮成的「菜尾湯」才是令人難以忘懷的好滋味；受全球化影響而誕生的「新中華料理」絕對比不上總鋪師私藏的「手路菜」；專業化的分工制度怎會反映出鄰里互助合作的台灣社會。 「辦桌」（讀音：pān-toh）為閩南方言，中文又稱之為「外燴」，即指專門承攬宴席包辦的飲食業者，由總舖師到特定活動地點製備餐食，並安排完整的宴席服務。 辦桌文化的起源可追溯至春秋戰國時代，但在當時，只有天子與貴族有擺設筵席的權利。 1720年出版的《臺灣縣志》〈雜俗〉中曾提到辦桌豐富的菜餚與所費不貲的情形：「家有喜事及歲時月節‚宴客必豐，山珍海錯，價倍內郡，置一席之酒，費數千之錢…」。 這個”俗”又有力的臺灣特有宴席文化—辦桌，在臺灣飲食歷史的發展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，並在現代臺灣，逐漸成為臺灣飲食文化的代言人。 現今的「辦桌」即一般人所稱的「外燴」，指的是專門承攬宴席包辦的餐飲業者，由廚師到客戶所指定的地點備餐，並安排完整宴席服務的一項活動，且通常具有設宴時間不固定、設宴地點不固定以及參與宴會人員無特定的三種特性，因此也有人將此類型的辦桌，稱作「流水席」。 此外，在一些筵席當中，東家為了讓氣氛更加熱絡，多半會加入一些娛樂性節目，像是在活動會場架起小型舞台請人上去唱唱歌、跳跳舞，這也是台灣辦桌文化的特色之一。 辦桌代表著台灣文化熱鬧與好客的純真，不管在菜色上「呷飽、呷好、呷巧、呷健康」如何演化，還是重新編寫傳統辦桌菜單來達到台灣飲食文化傳承之目的，抑或是訓練總舖師在精緻度與食品衛生上升級以推廣至國際市場，這些似乎都是目前從事辦桌研究的重點。 在大家努力地利用辦桌來推廣在地觀光的熱潮下，重新介紹辦桌的美饌佳餚，或許可以幫助台灣在「全球在地化」的過程中，找到屬於「台灣味」的飲食文化。 但我總覺得辦桌的真實性在於辦桌中主人與賓客間的互動氣氛，還有鄰里社區相互支援的團結精神。 找回辦桌文化中屬於台灣人特有的殷勤招待，才是必須努力的重點，因為辦桌最終精神還是在「辦出好氣氛、桌桌有感情！」。 Clough, Patricia Ticineto著，夏傳位譯，《女性主義思想：慾望、權力及學術論述》，臺北市：巨流，1997。 戴寶村編著、袁英麟等撰述，《高雄市常民生活史：日昇覆鼎金.夕照西子灣》，高雄市：高雄市文獻委員會，2004。 惟有讓國內或國外遊客在熱氣氤氳的氣氛中，瞭解台灣人民過去樂天知命的精神，感受那股屬於辦桌特有熱鬧的味道，這才是真正屬於辦桌文化的飲食記憶。 因此，筆者在第一章緒論中先陳述動機、目的、範圍和方法，以及針對辦桌、地方相關文獻進行回顧。 第二章則是研究「常民宴會與辦桌圖像」，先討論辦桌的變遷，以期了解辦桌與臺灣社會經濟變遷的關係。 最後，則再把焦點聚焦於謝總舖師的辦桌場域，討論其場域的辦桌特色。 第三章則是「辦桌的地方－同樂村的歷史與地方的成形」，此章乃是為第四章做準備，以社區辦桌的地方：同樂村為主體，研究同樂村的歷史，以及同樂村居民如何由日常生活和社區組織舉辦的活動，將物理「空間」轉換成自己的地方。